手術日記

二○一四年，五月二十三日，星期五

五時四十五分到達醫院的十樓，辦好入院手續，就靜心等候。

手術前來了很多護士和醫生，名字太多，只記得負責登記的一位，像是華人，洋名叫杜麗莎。麻醉師也來了，名字叫羅傑，膚色深褐，不太肯定族裔。跟着主診醫生森馬斯醫生也來了，黎巴嫰裔，高鼻濃眉深目，會說法語，樣子有點像博物館的大衛像。他在病人履歷上開首這樣寫我：「XX歲，性格樂觀開朗……」我不知性格跟病歷有什麼關係，是在統計正能量的病人手術的成功率會高一點嗎？

幾天前，我給森馬斯醫生打電話：「我不再痛了﹗是不是表示已沒事了？」

森馬斯醫生停了半刻才說：「這可不太好了，是神經可能已壓壞了的徵兆，沒有知覺了。」

聽完，有點不太相信，覺得這不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。

他繼續說：「我擔心你會隨時大小便失禁。你儘快來診所，辦理做手術的手續。」

第二天，我上了他的診所，簽了名做手術，再去醫院照了一遍X光。

下午，收到另一位脊椎骨科醫生秘書的電話，她說醫生想見我。兩個星期前，我給這位全市最好的脊椎骨科醫生打電話，本來想聽一下第三方的意見。他秘書接電話，說醫生要先看我的病歷才決定見不見，普通問題的病人他是不會見的。那一刻，收到秘書小姐的電話，不知是榮幸還是不幸。我告訴秘書小姐，剛簽了字讓主診醫生給我開刀了，謝謝她的來電。

在醫院等候時，最後來了一位菲律賓裔護士，名字忘了，她人很好，給我找來內褲。她說換上他們的較好，因為手術後身上什麼衣物也會扔掉的。

換上手術袍，她帶我穿過走廊，因為不准戴手錶，我也不知道時間，眼鏡也摘了下來，一併放在衣物包中。幸好我度數不深，周圍的東西也看得一清二楚。進手術室前，我自己戴上了手術帽。

手術室很光猛，有五個人穿着綠色袍在等着我。護士小姐給大家介紹我是誰，大家給我說了一聲hi。

我把衣物包放手術床下，爬上了手術床，麻醉師羅傑先過來給我的左臂插針，他還鎮重的說這針會有點痛，他沒有說謊，真的有點痛，我還感到他在轉動針頭，我痛到叫出聲來。

一會，森馬斯醫生進來了，戴着手術帽和口罩，但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他來。他有一雙很大很有神的眼睛。

我躺在床上說：「森馬斯醫生，我認得你的聲音。是你吧。」我的左臂仍插着那支針。

他笑了幾聲，問：「就算我說法語你也認得出來？」

我說：「當然。還有誰會說法語？」

他說：「羅傑醫生也會說啊。」

然後傳來一陣笑聲。

他忽然又問我：「手術後要喝酒嗎？」

我搖頭說：「不，雖然我會喝。」

他繼續問：「那你愛喝什麼？」

我說：「水。」

他走過來，不相信的睜大眼望着我：「香檳好不好？羅傑可以給你調一杯馬天尼的。」

我堅持：「水。」左手的針已沒那麼痛了。

護士忍不住插嘴：「綠茶最好。」

跟着大家又笑了。

我答應了：「那綠茶吧。」

我只記得森馬斯醫生最後說了「香檳……」

醒來時，我人已躺在康復室的床上，等候被推進我的病房。喉管插得喉嚨有點乾，聲音有點沙啞。我四處張望，沒看見森馬斯醫生，另一位醫生走過來說，他見到森馬斯醫生，他說手術很成功。

(手術後每次完成半馬和全馬後，我都給森馬斯醫生寄上拿着獎牌的照片。有一年，我買了蛋糕去診所探望他，他剛好不在，護士們告訴我，當年他一早就到醫院準備，別看他平日嬉皮笑臉的，全醫院上下都知道，他人其實非常認真)

下午，我被推進病房，同房有一位老太太，昨天才做了頸椎手術。她病床圍着家人，他們見到我時問我：「你是歌手嗎？」

我喉嚨還有點痛，啞着聲音說：「你們不介意的話，我也可以唱的。」

老太太叫瑪莉琳，是一位詩人作家。床頭和房間都堆滿鮮花和祝願卡。她晚上都睡不好，可能很痛，整晚都在呀呀地叫。我因為兩腿紥着血壓氣泵，每隔一陣就給兩腿施壓，就像量血壓一樣，但是我的是持續不斷的，鬆了，又再慢慢收緊，每次聲音還很大，吵得我根本無法入睡。

我聽到她在喊痛，就跟她說：「不好意思，是我吵到你嗎？」跟着她會隔着床跟我聊起天來，說她的雙生妹妹怎樣怎樣，然後就睡着了。

出院那天，森馬斯醫生出現了。我可以下床走路了，他說我康復得很好。我給他看我帶來醫院看的書《廚房裡的哲學家》，原著是法文。他看了封面的法文一眼，說：「意思應該是食物的哲學家啊。」

在病床上辦好了出院手續，我就下床，拖着腳步準備離開。

護士卻在後面喊停我：「等一等，你不能這樣走的啊？」

我回過頭來說：「我可以自己走的啊。」雖然背脊的傷口仍很痛。

護士攔着我說：「不可以，病人不可以這樣出院的。你在這裡等一下。」

於是我坐回床上，獨自在房裡等着。瑪莉琳已由家人接走出院了。

等了四十五分鐘，卒之有個男護士敲門進來，兩手還推着一部輪椅。

我問：「一定這樣出院的嗎？」

男護士點點頭。我坐上輪椅，坐電梯到地下，他一直推我到街上，給我攔了一部出租車，司機以為我走不動，下車扶我上了車。男護士隔着車窗說：「祝你早日康復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