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香港人

自問年紀可以做老華僑了，但輪年資，離「華僑」仍很遠，而且，我不覺得自己是華僑。華僑者，僑居、客居在外國的中國人。我當然是中國人，我爸在中國出生，我的外祖父母一早從中國遷居香港，我媽在香港出生。我在香港的新界出生長大，但根據那些什麼DNA測試，我的上祖卻是來自印度與中國接壤的北方。怎樣也好，我是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，但是，再細分的話，我會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多一點。

很多人會說，香港人不就是中國人？這一點我不會否認。但是，文化傳承方面，香港人，至少我這一代的香港人，跟大部分的中國人是不一樣的。

第一，我們沒經歷過文革，像我這年紀的中國人，都經歷過文革。很記得剛來美國時，有美國人知道我是中國人，馬上問我文革的問題，我說我沒經歷過文革，只是跟你一樣聽說過，也是從書中看回來的。

文革對那一代的中國人影響有多大？我沒有身在其中，不能代他們說。八十年代，突然興起了一陣傷痕文學熱潮，一下子冒出了大量以文革為題材的小說，什麼《尹縣長》、《苦戀》、《芙蓉鎮》，都是在那時看的。

三十幾年前，在工作上跟不少中國國企合作，大家席間聊一下天，年紀大我十載的一位主任就感嘆地說，我們上大學時剛遇上文革，學業就此荒廢了，後來幾經辛苦才上了大學。言談間很羨慕我們這一代可以無憂無慮地進大學讀書。

再後來，我也遇過身歷文革後，逃到外國的華人藝術家。有一位跟我說，當年被發配到鄉下，沒有畫筆和顏料，只能咬破指頭用血畫畫，這段經歷實在太駭人，每次聽我都頭皮發麻。我還是比較欣賞汪曾祺畫馬鈴薯的故事，子曰怨而不怒，哀而不傷，汪先生境界更高，連哀怨也沒有，是笑中有淚，那滴淚水還是笑出來的。

第二，我也沒有在中國大陸生活過，沒用過人民幣，那時去中國時見到的人民幣都是又黑又霉的，像梅菜一樣，一拿上手怕會爛掉。我們這些港澳同胞在中國只能用外匯券，而且也被「隔離」，買東西、吃飯、遊覽也要付不同的外賓價錢。

這種做法令我感覺很奇怪，不是血濃於水，同宗同族的嗎？不是叫同胞嗎？怎麼卻收我「外賓」的價錢？我的錢也是血汗錢，不好賺的。那時候的香港人就像外賓一樣的被招呼，感覺很超然。

我們這一代真的很幸福，在我爸眼中，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──沒經歷過戰火，香港唯一在戰火中的時代就是日本侵華時，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，我沒有那麼老；也沒捱過餓，我爸說的那種餓，是饑荒，餓殍偏野，我爺也因此餓死了。

我對大陸人的感覺來自我爸。我爸仍有很多親友在家鄉，也說不清楚是同村的同鄉還是有血緣的親戚。不過有幾個應該是有血緣關係的。有一個是我爸的姐姐，看照片，長得也像我爸，她很早去世，但有兩個兒子，我叫他們做表哥。有一個據說是我爸的妹妹，我叫她做姑姑，但樣子卻完全不像，而且聽她的語氣，只是因為她爸跟我爸是同村兄弟。

大表哥和姑姑在七十年代末，香港抵壘政策取消前偷渡來香港，那時住在我老家，所以我跟他們兩個比較熟絡。我爸常笑大表哥是鄉下人，住在我家第二天，黃昏時問我爸：「舅父，柴刀在哪裡，我幫你上山砍柴做飯。」那時老家都燒石油氣和火水爐的，沒有燒柴。不過我有鄰居的確是燒柴做飯的，但柴都不用自己劈，是買回來的。

七十年代，我爸有了自己的房子後，就給鄉下的親戚寄布疋和藥，那隻藥我還記得名字：丙種球蛋白。我爸經常買來寄回鄉下，所以我特別記得名字，像唸書一樣，隨口也可以說出來。那些做衣服的布疋都是在洪水橋大街的布店買的，那時大家仍會到布店買布做衫，我媽那時也是這樣，那些像長衫的上衣，都是度身做的。

買回來的斜布，我們先摺好，然後再用布縫一個包裹。我家沒縫紉機，那些布包裹都是我一針一線縫的，教我用針線的人是我媽。我爸說，那些縫包裹的線也很珍貴，鄉下的親屬拆開包裹時也可以把線再用，所以我縫得特別密，這樣用的線就會長一點。

包裹縫好，最後是縫一塊白布在上面，再用黑筆寫上地址，就是這樣，我才知道我爸的村叫雞啼崗，那時我們的回郵地址是對面村的一家士多，收信人是士多老板，再轉給我爸收。我們住的村連名字也沒有，更遑論地址了。

幾十年後，我爸經常拿丙種球蛋白來說事，說鄉下的親友忘恩負義。我爸也罵老毛，說他害死很多老百姓。但是，如果我爸仍在生，我敢說，他一定會是藍絲。藍絲的邏輯就是，他可以罵的，你不可以罵，你罵，你就是不對。